新华社快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4日说，她将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领导人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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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脱欧透视欧洲的社会与政治分裂
李靖堃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结果出人意料，有52%的选民赞成英国退出欧盟。2017年3月29日，英国政府正式向欧盟递交申请，开启脱欧进程。2018年11月，英国与欧盟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但是，由于英国国内各派别的利益诉求差异巨大，在脱欧公投两年多之后，英国脱欧的前景仍未确定，“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使其政治与经济形势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源于英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存在着的深刻分歧，而脱欧进程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分裂的程度。与此同时，英国当前的社会与政治分裂也是整个欧洲的一个缩影，而在欧盟层面，英国脱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社会不平等导致社会共识破裂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令绝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但若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这一结果又在“情理之中”。
脱欧公投结束之后，有多个民调机构和学者对决定选民投票行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影响选民的因素有多种，如经济因素、主权问题、移民问题、对不同政党的忠诚度等，但总体上看，“脱欧”和“留欧”这两个阵营的根本分歧可归结为社会阶层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所在地域等多方面。
多项民调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选民越倾向于支持“脱欧”，与此相反，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则倾向于支持“留欧”。从年龄来看，在已经退休的人群中，有59%的人选择脱欧；而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9%的人支持脱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在拥有大学以上文凭的人中有70%选择留欧；而在只有中学文凭的人中则有68%选择脱欧。
地域分歧对选民的态度同样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大学城或大城市居住的选民多倾向于留欧，而沿海地区、英格兰东北部原来的一些重工业城市以及乡村地区由于长期经济不振，则多支持“脱欧”。例如，在伦敦，有60%的选民选择留欧；在以伦敦城为代表的金融核心区，选择留欧的比例更是高达80%；但在伦敦周边的一些小城镇，如黑弗灵（Havering），则有高达70%的选民支持退欧。原因在于大城市的人口中年轻人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多样化；而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人口，则总体上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这些地区的经济总体上也不够发达。
无论是年龄、受教育程度还是选民所在地域，都与选民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联性。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在大城市或大学城的选民收入水平相对而言更高，并且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中受益更多；而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在小城镇或乡村的选民，总体上倾向于越来越（相对）贫困。因此，看似简单的投票行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却是贫富差距加大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
英国如今是最不平等的西方国家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英国的基尼系数（2016年）为0.35，在其36个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7位，在欧盟国家中仅好于立陶宛；贫富差距（poverty gap）高达0.355，在欧盟国家中仅好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来看，有22%的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况（即收入不足中位数收入的60%），另外还有400万人处于长期贫困状态（即在过去四年中有三年低于中位数收入的60%）。另根据英国金融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如下图所示），百分位点为10的人口收入不足中位数收入的一半，而百分位点为90的人口收入是百分位点为10的人口收入的将近4倍，而百分位点为99的人口收入则是百分位点为10的人口收入的10倍左右。
多年来，历届英国政府虽然都承诺实现“更公平的社会”，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其政策收效甚微。英国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一度降至1900年以来的最低值，1979年之后再度恶化，此后虽有缓解，但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在2010年之后，由于福利政策的变化，特别是2015年之后，情况甚至比19世纪初更为恶劣，贫困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因此，被政府忽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才是造成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也直接造成了社会共识的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有日趋严重的可能。特别是脱欧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几乎占据了英国政府的全部精力，使得减少贫困的目标更难实现，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没有得到缓解。而且，时至今日，尽管支持英国留欧的比例略超过支持脱欧的比例，但两者仍在伯仲之间，这说明选民的意见分歧仍然很严重。即使通过再次公投或提前大选的形式解决了英国是否脱欧的问题，但深层次的社会裂痕却无法得到解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因此，相较于“脱欧”这一事件本身，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裂痕与社会共识的破裂才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如同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欧洲国家也普遍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经合组织2017年的一份报告，20世纪80年代，其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人口平均收入的8倍，而今天，这一差距扩大到了10.5倍。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则远远超出了收入的不平等：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50%（在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三个国家，这一比例为60%左右），而最贫困的4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财富的3%。而且，几十年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除了比利时、法国和希腊这三个国家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无一例外均呈现出上升趋势。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较高技能（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部门就业）的群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底层民众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则更为强烈：2007年以来，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年均收入减少了12%～28%，减少比例高于中高收入人群。
收入不平等不仅影响社会团结，而且有损社会与政治信任以及国家稳定。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民粹政党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率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在民粹政党的支持者中，受教育水平较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群体占有更大比例。这也表明了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对立。例如，一向以“平等”这一理念作为国家基本原则的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就在不断加剧，1983～2015年，最富裕的1%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00%，而其余99%的人口平均收入仅增加了25%，从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对不平等状况更加恶化。这种不平等状况所导致的社会分歧清楚地体现在法国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第二轮选举中失败，但她获得了33.9%的支持率，也就是说获得了1000多万名选民的支持。其支持者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蓝领工人，以及居住在乡村以及法国北部（衰落的工业区）的选民；而马克龙的支持者则多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以及居住在大城市的选民。这种情况与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高度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近期的“黄马甲”运动同样反映出了这种趋势。
综上可见，在欧洲，尽管英国脱欧尚属“例外”事件，但它反映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裂现象却并不“例外”，而是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如果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局不稳。但在当前情况下，欧洲各国领导人似乎又找不到短时间内改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良方。
党派利益之争破坏政治共识
英国脱欧表面上看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真正原因更多地在于国内政治，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的深刻裂痕。
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1世纪初，“共识政治”一直是英国政治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含义是指，保守党和工党无论哪个执政，在重大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均采用比较一致的政策——不仅包括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和教育改革等国内政策问题，也包括对待欧共体/欧盟的立场。尽管最初工党和保守党在英国是否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后来还是逐渐达成了共识。当然，这种“共识政治”并不完全排除两党在某些具体政策上的分歧，但总体上双方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但是，自英国启动脱欧进程开始，这种“共识政治”就几乎不复存在，这在程序性共识和实质性共识两个方面均有体现。根据著名政治学学者安德鲁·海伍德的定义，程序性共识是指政党之间有意愿通过磋商作出决定；而实质性共识则是指不同的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叠之处，具体表现为在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但是，从脱欧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都可以看到，英国的各个政党自始至终都没有就脱欧的根本目标达成过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脱欧”从一开始就没有目标）。距原定的脱欧日期（2019年3月29日）一个月之时，英国各党派仍未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而且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包括工党在内的反对党似乎也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达成一致的意愿，更没有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工党领袖科尔宾反而多次强硬地拒绝了特蕾莎·梅提出的寻求共识的请求。换言之，在整个脱欧过程中既不存在程序性共识，也不存在实质性共识。
“共识政治”的破裂也体现在英国政府与议会的冲突之中。由于英国实行两党制，执政党一般情况下都是议会中的多数党，因此，二战以后，很少出现政府的动议被议会否决的情况，政府与议会极少出现实质性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这一现象屡受诟病，被认为是非民选的政府“凌驾”于民选的议会之上，破坏了民主原则，但这一制度至少保证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平稳。但是，在脱欧过程中，英国议会和政府都希望掌握主导权，议会曾多次推翻政府提出的与脱欧有关的议案，因而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断“升级”，出现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这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草案后愈发明显。例如，2018年12月，英国议会连续通过三项动议，其中一项认定政府不公布与脱欧协议草案有关的法律意见的行为是“藐视议会”，这在英国议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19年1月通过的一项财政修正案规定，如果英国最终“无协议脱欧”，那么，英国政府在这之后对财政税法条款的任何修正和变动均须首先获得议会的批准，这是英国政府41年来首次在财政议案中遭遇挫折；1月15日，英国议会下院以432票反对、202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脱欧协议，这是英国政府有史以来在议会中遭到的最大的一次挫败。这些事件都表明，英国各党派之间不再存在“共识政治”，这致使脱欧进程陷入僵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党派利益被认为高于国家利益，因为在欧洲现有民主制度框架下，对于一个政党而言，上台执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从保守党的角度来看，卡梅伦在2013年年初作出举行脱欧公投的决定，既是为了弥合党内分歧，同时也是因为英国独立党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卡梅伦希望通过作出公投的承诺重新赢得这部分民众的信任，以便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而对于工党而言，其首要任务则是扭转连续三次大选失利的局势，成为执政党。在脱欧过程中，工党明确反对脱欧协议草案，但并未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而是多次呼吁提前举行大选。例如，2018年12月6日，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卫报》发表文章《工党能够带来更好的脱欧协议，给我们一次机会吧》，通篇完全是竞选宣言的语气，没有就脱欧提出实质性建议。由此可见，英国各政党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以上台为目的的狭隘的政党利益。欧洲议会脱欧协调人伏思达（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Guy Verhofstadt）批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在谈判过程中更注重“玩弄”政党政治，而没有考虑英国的未来，认为议会无法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的原因在于政党政治比国家利益更重要。
其次，英国政党政治中的两极化和对抗性现象愈益严重。除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分歧之外，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等地区性政党也各有不同的诉求，使得寻求妥协和共识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保守党和工党内部也存在着难以消除的裂痕。保守党内部分裂为多个派别，意见分歧十分严重，自2017年3月启动脱欧程序以来，已经有一位外交大臣、两位脱欧大臣以及数位高级官员先后辞职。而在工党内部，以领袖科尔宾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和以前首相布莱尔、布朗为代表的中间派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也无法提出替代政府脱欧协议的一致方案。这凸显了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特蕾莎·梅和科尔宾均存在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是导致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原因。
当然，政治共识面临的危机并非英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英国由于脱欧这一事件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在欧洲大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多党联合执政，所以“共识政治”对于维持政局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但在当前欧洲面临多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共识政治”普遍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仅以德国为例。
德国在二战后的绝大多数时期都秉持“共识政治”，这是其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这种“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治共识不仅营造出社会互信精神，同时也塑造了德国的政治稳定形象，帮助其成长为欧洲经济“巨人”，并逐渐担负起领导欧洲的责任。在这一框架下，各个政党的政策逐渐趋同，不同政党之间的结盟也成为常态，并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石。但在2017年大选后，德国的“共识政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先是与联盟党多次联合组阁的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宣布不再与其结盟，而接下来联盟党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组阁谈判由于未能就执政纲领达成一致而失败。尽管社民党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最终同意与联盟党组阁，但此次组阁过程历时171天，是德国二战以来组阁时间最长的一次。当然，政党组阁失败的情况在欧洲十分常见，如比利时在2010～2011年曾经有长达589天没有政府，荷兰2017年大选后用了225天才组阁成功，但这在向来“以联盟、妥协和共识著称”的德国却并不寻常，也许标志着德国共识政治的终结，德国政治因此将面临严峻挑战。
德国的状况与英国脱欧十分相似，无法实现“共识政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党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如在2017年德国大选之后，社民党公开声称，不再参加组阁是为了作为独立的反对党找到能够获得民众支持的独特道路，从而在今后的大选中获胜，而不必再被联盟党的“光环”掩盖。再如，多年来一直以同一个党团开展活动的基社盟和基民盟（共同组成联盟党）近两年来出现了比较突出的矛盾，特别是在难民问题上。基社盟反对默克尔宽松的难民政策，希望对进入德国的难民施加更多限制，甚至不惜威胁要退出联盟。究其原因，在于基社盟出于自身利益，为了保住巴伐利亚州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而迎合民众反对难民的呼声。尽管两党最终在2018年7月就难民政策达成一致，但联盟党的内部团结遭到严重打击，对“共识政治”的打击无异于雪上加霜，也损害了民众的信任，导致联盟党的支持率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只有29%。
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共识政治”的破裂，均源于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党政治中不可克服的缺陷。多党竞争是西方政党体制的核心特征，但政党政治一般情况下又是短视的，特别是过于重视以上台执政为目的的短期利益。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时期，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而在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环境下，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出现极端化趋势的情况下，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极易产生冲突，从而破坏政治共识，威胁国家稳定。
英国脱欧加剧欧盟层面的分歧
政治共识的破裂不仅存在于欧洲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于欧盟成员国之间。欧盟原本是妥协、协商与合作的产物，但自21世纪以来，欧洲接连遭遇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等多种困难，欧盟在应对这些危机时表现出了严重的治理乏力，成员国因此纷纷回归国家利益和国家工具，致使在欧盟层面达成妥协和共识越来越困难。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欧盟当前面临困境的产物，反映了欧盟离心力的增强，同时又反过来凸显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层面的分歧。原因在于，英国脱欧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欧盟的力量重组，改变原有各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同时，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也由于英国脱欧而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首先，对于德法轴心而言，英国脱欧既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德法两国将“被迫”在推进一体化方面更加团结一致，欧盟近两年在两国的推动下也的确在某些领域，如防务联盟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另一方面，少了英国这个“平衡力量”，德法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一些“隐性”分歧很有可能得到凸显。这是因为，欧盟原来的机制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种“2+1”机制，即德法两国发挥“引擎”作用，而英国则在某些问题上发挥促进作用，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发挥制衡作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德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化解了它们之间的某些矛盾，英国退出欧盟将打破这种力量平衡。
德法两国之间的这种分歧在英国脱欧谈判过程中已经得到了部分反映。总体上看，德国对英国的态度要比法国温和一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德法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贸易理念以及与英国的关系。从贸易理念来看，德国和英国更为接近，因为它们都支持自由贸易，而法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则更强烈一些（如马克龙提出的“保护性欧洲”主张）。从贸易关系来看，英国对德国也比对法国要更重要一些：德国对英国的商品出口几乎是对法国出口的两倍，另外，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盈余是德国贸易盈余总额的25%。英国和德国互为对方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但英国和法国仅互为对方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不仅在谈判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问题上，而且在欧盟的贸易政策问题上，德法两国都有可能产生分歧。
另外，由于英国脱欧，欧洲未来的改革方向也被提上了日程，但德法两国的意见并不统一，特别是在欧元区改革问题上。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设立共同预算、欧元区财政部长等建议，德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态度相对含糊和谨慎，而且担心此举将意味着欧元债券和债务共担，需要德国去救助穷国，如德国《明镜周刊》（Spiegel）的一篇文章指出，马克龙是“昂贵的朋友”，他要“拯救欧洲”，但却“需要德国出钱”。
其次，在英国启动脱欧进程之后，欧盟内部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新“集团化”现象。原因在于，尽管英国在欧盟一直被视为一个“半心半意”的成员国，但它的存在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其他成员国对于德法坐大的担心，有利于欧盟的团结。英国脱欧公投之后，部分国家担心德国和法国的力量进一步坐大，因此开始“抱团取暖”，特别是荷兰、瑞典、丹麦、芬兰和爱尔兰等北欧国家以及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中东欧国家，出现了“小集团”倾向（有人将其称作“新汉萨同盟”）。它们原本在很多问题上与英国立场一致，如坚持自由贸易经济政策、捍卫税收主权、主张对抗俄罗斯等，但英国脱欧使其失去了“领头人”，因而担心本国利益受到德国和法国的挤压。2018年3月，这些国家联名签署了一封信函，其中最突出的一些主张包括，反对法国提出的设立欧元区预算、欧元区风险共担的计划，认为欧盟应首先着眼于提升竞争力。另外，它们还强调国家主权，提出应避免向欧盟进一步转让“具有深远影响的权能”，认为在欧洲稳定机制、救助基金等问题上，决定权应属于成员国。
在所谓的“新汉萨同盟”出现以前，欧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存在着一些相互对抗的力量，如大国与小国的矛盾、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矛盾、南欧与北欧国家的结构性分歧等，特别是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核心的中东欧国家在难民政策和价值观方面与欧盟产生的冲突等，这些分歧已经十分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而英国脱欧后“新汉萨同盟”的出现有可能进一步破坏欧洲的稳定和力量均衡。
最后，英国脱欧引起的关于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也很可能会加剧成员国间的分歧。无论是欧盟委员会还是德法两国，都认为“多速欧洲”是最符合欧洲现实的发展模式，即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成员国可在特定领域实行一体化程度更深入的联合措施。但这一模式引起了部分国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东欧国家，担心自己会因此被“边缘化”。与此同时，欧盟领导人自身对这一模式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例如，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公开表示了担忧，认为这有可能引起欧洲的再次分裂，因此这一提法已经基本被搁置。但从近两年来欧盟的实践来看，“多速欧洲”似乎不可避免，2017年11月签署的防务联盟协议（23个成员国参加）被认为是欧洲共同防务乃至欧洲政治一体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而它正是对“多速欧洲”理念的落实。未来如何能够既避免加剧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又能推动一体化向前发展，对欧洲国家与欧盟领导人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结语
英国脱欧近年来备受瞩目，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困境，同时该事件本身又成为欧洲遇到的危机之一。另外，英国脱欧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英国和整个欧洲在社会与政治领域面临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从社会领域来看，当前，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撕裂现象，尽管与二战后初期相比，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程度越来越弱，但却出现了其他形式且更为复杂的分裂和对抗。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不平等日益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情绪更加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共识，威胁着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从政治层面来看，二战后盛行几十年的“共识政治”也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英国，也同样出现在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西方当前的民主制度框架下，政党利益越来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与此同时，在各种危机的压力之下，政党政治的极化现象也愈益突出，不仅威胁到国家政局的稳定，而且损害了民众对建制政党和政府的信任。
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意味着欧盟离心力的加剧，同时它反过来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这不仅体现在德法关系方面，也体现在欧盟内部出现的重新“集团化”现象，同时还体现在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是“多速欧洲”的讨论中。尽管英国脱欧仅是特例，从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有其他成员国步英国之后尘，但不可否认，英国脱欧给欧盟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在英国脱欧之际，欧盟也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它是通过建构起新的力量均衡，推动欧洲一体化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还是将走向更大程度的分裂或不稳定，仍需继续观察，欧盟未来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项目“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GJW013）
作者简介：李靖堃，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欧洲政治和英国问题。主要著作有《脱欧公投视角下的英国民主政治困境》（论文）、《欧洲民主制度之困：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论文）、《“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欧盟的双重民主建构》（论文）、《英国与欧盟中东政策的未来走向：以英国脱欧为视角》（论文）等。
来源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原文责编 | 刁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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